中德醫學技術&教育管理合作組織與海南國際知識產權交易中心簽訂戰略合作協議

（海南國際知識產權交易中心）經過多輪磋商，中德醫學技術&教育管理合作組織（Sino-German Medical Technology& Education Management GmbH，以下簡稱“MEM”）與海南國際知識產權交易中心（以下簡稱“海知中心”）達成戰略合作，并于2021年12月20日正式簽署協議。MEM首席代表黎青松、市場總監Sebastian Hahn，歐洲華南商會聯盟法律顧問、海南法立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副主任黎青艷，海知中心副總經理吳清烜、國際業務部負責人劉麗穎、高級研究員符洪瑞參加了簽約儀式。

雙方簽訂戰略合作協議

簽約儀式之后，雙方就國際藥械License in/out業務，醫藥、醫療器械相關政策及行業趨勢交流，共同研究探索知識產權運營交易新模式，共同探索知識產權證券化等方面探討深入合作。

海知中心副總經理吳清烜在座談會上發言

吳清烜表示，海知中心與MEM的合作將共同打通中外知識產權流通渠道，構建全球的技術、知識產權等創新要素的集聚高地。

MEM首席代表黎青松在座談會上發言

黎青松表示，MEM與海知中心的合作是一種業務模式上的創新探索，對雙方合作前景充滿信心，今后會努力推動業務落地。

歐洲華南商會聯盟法律顧問、海南法立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副主任黎青艷作知識產權保護分享

黎青艷從國家層面、海南層面以及知識產權運用落地方面進行了知識產權保護分享，全文如下：

作為歐洲華南商會聯盟法律顧問，我本人長期專注于知識產權法律法規政策研究，知識產權糾紛解決與風險防范。下面就知識產權保護方面談三點認識和感受。

第一，在國家層面，知識產權已經成為國家發展戰略性資源和國際競爭力核心要素。

今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提出“發展目標：到2025年，知識產權強國建設取得明顯成效，知識產權保護更加嚴格，社會滿意度達到并保持較高水平，知識產權市場價值進一步凸顯，品牌競爭力大幅提升，專利密集型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13%，版權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7.5%，知識產權使用費年進出口總額達到3500億元，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12件（上述指標均為預期性指標）。到2035年，我國知識產權綜合競爭力躋身世界前列，知識產權制度系統完備，知識產權促進創新創業蓬勃發展，全社會知識產權文化自覺基本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參與知識產權全球治理的國際合作格局基本形成，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識產權強國基本建成?！?/span>知識產權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性資源和國際競爭力核心要素的作用日益凸顯。

第二，在海南層面，海南以地方立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撐，打造國際一流的知識產權保護高地。

2020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提出“建設海南國際知識產權交易所”。

今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規定“國家依法保護海南自由貿易港內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的知識產權，促進知識產權創造、運用和管理服務能力提升”。

今年12月1日海南省六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海南自由貿易港知識產權保護條例》，打通了知識產權保護全鏈條?！稐l例》首先是作為海南自貿港法的配套法規，在立法模式上，采用綜合立法方式，將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商業秘密、植物新品種等知識產權保護的原則、制度和措施有機融合，打通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管理和服務全鏈條，為打造國際一流的知識產權保護高地提供有力支撐。另外，在對標國際高標準知識產權保護規則方面，海南結合自貿港實際先行先試“三舉措”：一是加大對馳名商標的保護力度，創設對未注冊馳名商標實施跨類保護規則。二是借鑒香港的做法，創設海南自貿港內平行進口、貼牌加工的注冊商標商品保護規則。三是借鑒新加坡的做法，建立知識產權糾紛早期中立預判或評估制度。同時，在“運用與服務”中，提出建立知識產權綜合服務平臺，加強知識產權信息化、智能化建設。

因此，我們看到，海知中心建立知識產權綜合服務平臺、致力于成為國際性交易所，就是落實國家戰略的重要舉措，也是海南自貿港建設的特色需要，將大大有利于促進創新要素的價值發現和流動，全面提升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管理和服務水平，打造國際一流的知識產權保護高地。

第三，在知識產權運用落地方面，需要關注法治引領和風險防范問題。

面對目前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知識產權保護要落地要運用、要轉化，就必然要法治引領，無論是設立交易所或者是設計一個產品，首先考慮的是合法性的問題，要能深入研究法律法規。比如，我們業務涉及的跨境醫藥許可交易就有賴于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MAH)制度，而該項制度經歷了四年的時間在2019年藥品管理法中正式確立。

一是知識產權的性質與范圍、取得與權利歸屬、權利內容、權利限制、權利利用、權利保護與救濟等具有不同于傳統民事權利，形成了相對獨立發展的制度體系。我國頒布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進入了法典時代，《合同法》《婚姻法》《擔保法》《物權法》等都被整體納入《民法典》收編了。但是，知識產權沒有被收編，可見它的特殊性。

二是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的銜接。在知識產權保護對象方面，《民法典》第123條規定了八大保護客體，但通過設置兜底條款即“法律規定的其他知識產權客體”，在立法上留有余地，以便新客體能及時受到保護，以平衡知識產權法定性與開放性。同時，在知識產權歸屬，各個知識產權單行法通常會對權利歸屬予以規定，但是知識產權的權利歸屬又常常與委托、合作開發等合同關系交織在一起，故《民法典》在合同編下技術合同一章中通過多個條款對知識產權歸屬予以細化規定；在知識產權利用和許可方面，《民法典》第844條確立了基本原則，并專設一節“技術轉讓與技術許可合同”，對專利技術轉讓合同、技術許可合同做了具體規定，等等。實現了《民法典》與《專利法》之間的銜接，體現了《民法典》與《專利法》等單行法之間的共生共存、相互配合的關系。

最后，主要是注意法律風險防范。